如今，伟大的美国大学，那些占据了世界上顶尖研究大学地位的学校，已经成为美国创新的主要动力，不论以任何衡量标准——诺贝尔奖、文献引用次数，还是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实际发现，美国都是高等教育优秀机构领域的王者。随着我们的社会更加依赖知识的发展，以及如何将知识应用于提升国内外社会和经济的公众福利，这些机构会演化成为更加重要的组织。这些大学一直是重要发现的来源，例如激光、儿童白血病的疗法以及全球定位系统；它们也一直是发明的来源和产地，在那里，医学奇迹被发现，并应用于创造拯救和延长生命的疫苗、疗法和药物。我已经在我最新的书《伟大的美国大学：它如何成长为卓越，它在国家中不可替代的所用以及为什么它必须受到保护》（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 Its Rise to Preeminence, Its Indispensible National Role, Why It Must Be Protected Public Affairs, 2011）中提到过这些改变生命的发现，它们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们，并且推动了美国社会的改变。尽管如此，仅有少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意识到，伟大的美国大学的卓越之处是建立在它们做出深刻发现、并将发现的过程与艺术和科学教学相结合的能力的基础上。
    大学价值观必须内在化
    大部分美国人没有意识到，研究性大学的起源是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在美国独立宣言签署100年之后。直到1933年，德国大学才被致以最高敬意，是出于它们对研究的重视，取得多项发现。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德国独步全球，可谓名至实归。随着纳粹的兴起，在很多领域有着众多犹太学者和科学家的大学系统受到亵渎，我们将其视为德国领先地位的终结。美国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具备了核心价值系统，在“二战”时期开始腾飞，此后再也没有退步。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人或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外国科学家获得了大约60%的诺贝尔奖。这里的要点是，如果合适的条件都具备了，伟大是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的。
　　此外，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公众是从本科和专业教育的角度来考量这些伟大的大学，即教学和知识传播的角度，而不是创造新知识的角度。这样的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饱学之士思考了自己的经历，也关心其子孙的教育以及他们怎样才能负担得起最优质的教育。
　　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伟大大学使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一部分学校做得非常好，一部分做得则不那么优秀。但是，我们的大学成为世界上最优秀大学的原因不是本科教学任务的完成，而是它们产生新想法和做出重要发现的能力。其中，很多都对公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使得这些大学成为珍宝。
　　伟大的创立必不可少的是12条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化，在这12条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能够建立起一套组织结构。这些价值观，包括用人惟才的想法（个体是根据他们工作的质量来评判，而不是性别、国籍、社会经济背景或种族等特征）。根据这些价值观中的四条或者更多，高等教育系统非常重视“组织怀疑论”（organized skepticism）或对事实和真理的不断质疑。它强调了自由公开的观点交流的重要性。保密和出版前限制，或任何形式的政府审查，是公开交流的对立面。此外，至关重要的是学术自由和自由质询的价值的演化。在某种程度上，学者和科学家出于对政府或大学约束的畏惧，不得不持有“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unches），并不能提供大胆、全新、甚至是革命性的想法，知识的发展可能会被限制或歪曲。最终，系统接受了“同侪审查”（peer review）的思路。受托人、政府官员和大学行政人员不得担任评判人员，在各学科的认证专家将担任他们同侪作品质量的评判人员。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系统正偏离这些价值观，越来越困难、或者说越来越不可能，去创造卓越的大学。
　　虽然美国的研究性大学使得世界上很多人羡慕，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意识到它们的主导地位处境危险。担忧有二，一是本科教育的质量，另一个则是大学的经济模式：教育日益上升的费用是可持续的吗？技术领域的进步将如何影响最优秀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性质和类型？如果我们在学术上富足，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感到如此贫困？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以及在更加遥远的过去，美国伟大的大学系统一直面临着威胁。在我看来，与很多人设想的相反，目前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或欧洲等海外大学的竞争。事实上，我们应该欢迎外国的竞争，因为这会促进知识更快速地发展，使得我们能够解决现在看来棘手的问题。所以，这些威胁实际上来自美国社会内部，包括大学内部和外部。
　　中国能从美国学什么
　　中国能够从美国的经验中学到什么？美国真的独特吗？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经验，为在中国等迥异的地方建立伟大大学提供借鉴吗？我们确实知道，中国展示出了一些创造伟大的高等教育所需的关键因素。它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的人力资本。它的人民极其重视高等教育和发现。它有将发现转化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愿望。
　　当然，中国将不得不规划自己通往伟大和发展伟大大学的道路，但是，中国也能够从美国的经验中学到很多，尤其是核心价值，这是实现真正卓越的必要条件。我冒昧地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推测，让我来列举一些参与建立中国大学和就学于中国大学的人可能思考的问题。当中国人渴望创立世界排名前25-50位的大学时，他们应该考虑这12个问题。
　　中国将不得不对自由质询和学术自由的价值做出更深层次的承诺。中国将不得不真正将这些核心价值制度化，否则，伟大的科学和学术将不能繁荣发展。在表面上，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做了这样的承诺，但是，他们骨子里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实际的政策和行动也没有有效地表明承诺。在大学和中国人之间必须形成某种社会互动：为了回报接近绝对的工作自主权（学者和科学家相信自主权会推动新发现），为了回报能够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地教育学生，为了回报从中国政府获得的财政支持，为了回报批判政府政策和举措的权利——甚至以一种激进的方式——中国学术界必须取得至少三项成果：重要的发现，能够改善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活；为年轻人提供的教育，培养21世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所必须具备的技能和批判性推理能力；知识的传播，使得中国人能够更好地行使作为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做出其使命所在的明智判断和决定。直到这种互动形成，通往成功的微小进步才成为可能。到那时，即使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家拥有在海外工作的机会，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会想留在中国大学。
　　中国将不得不致力于在“学术市潮上建设奖励系统。科学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使其做出重要发现并此其成果获得广泛认可，这可能会使研究员个体和机构觉得疲于奔命，甚至导致过分的反常行为。希望获得认同的压力在所有的科学系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异常现象，但是，在中国的发生率似乎比美国和欧洲更高，部分原因可能是来自政府的压力。
　　中国的大学必须将文科视作学校的关键组成部分。真正伟大的大学，不仅强调数学、科学、工程以及他们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且还会致力于社会和行为科学以及人文学科。今后的大学将会变得越来越跨学科化，同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也必须经由人文学者补充，尤其当这些科学家具备了克隆人的能力，并且能开发出能够自行做出决定的纳米科学结构时，就需要人文学者来讨论这些工作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中国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的众多大学要各自扮演怎样独特的角色。当其中的一些能够轻易优于另一些时，这些院校就无法为争取最优秀的人才而展开竞争。中国人或许能够成功地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像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所写的《科学：无尽的边疆》（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那样的著作，在过去的70年里，这部著作指导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且对塑造美国大学的卓越地位影响重大。中国的学术和政治领导人已经为这个国家及其大学制定了目标，但还必须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确定科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可以跨越美国大学现在面对的结构性障碍。中国必须为它的本科生建立一个开放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并且反响良好的课程体系。这个体系不能建立在死记硬背的基础上，而应该以培养如下能力为基础：逻辑推理能力、接受质疑的智慧和提出不能在书上找到标准答案问题的能力。从很多方面看，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家Stuart Firestein最近所指出的那样，无知是推动科学的力量。我们希望研究的，不是我们所知的，而恰恰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些还没有被解答的问题，才构成了科学探究。因此，一个好的高等教育体系必须能接受多次的失败但不被打败。我们错的时候往往比对的多，当我们做“对”的时候，那些正确的答案只会制造出更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无知就这样增加了。中国人必须深刻了解，到底要怎样做才能在解决真正复杂的问题以及回答棘手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他们必须让年轻学生做好准备，在他们12年的中小学教育中，学会如何独立思考并且愿意挑战权威。
　　中国不应该试图效仿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大学。那是一个旧模式，它在美国成功地运行了50多年，但是，由于一些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的性质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新机制，这个模式现在已经在经历一些修正。
　　技术将改变那些著名大学在21世纪的教学和研究方式。容纳成百甚至上千学生的大型课程将在未来25年内在美国绝迹。除非课程的容量能够促进学习的质量，那些大型课程才会被保留。教师的角色也会改变。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里已经开始改变。
    大学的组织结构也不得不在21世纪有所改变。与其按照旧的理念和结构来设计大学，不如预期和顺应这些变化，这将对中国的大学更有利。大学的组织结构将更多地依赖为了解决问题而形成的跨学科结构，并保留由钻研某一个单一学科而形成的深度知识。21世纪的新语言区别于其他学科语言的最大竞争力在于，它可以让研究者和教师跨越学科的障碍，自由交流。新的组织结构将会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因为单一的形式并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美国最好的大学间将会出现巨大的异质性，这些大学背后的运行结构也将互不相同。
　　与高等院校组织结构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对校园理念的重新审视。在过去的1000年间，我们对于“校园”这一观念相对缺乏审视：从罗马的圆顶；到牛津和剑桥的四方院子；到哈佛和耶鲁的庭院和学院体系；到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建筑理念；再到在哥伦比亚和其他城市学府中随处可见的20世纪校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建造宏伟的建筑，但应当建立一种架构，它追随而不是决定解决重大问题所需要的学科组合。举例来说，像在100年前在大学的校园的中心建造巨大的图书馆。另外，当我们在人口更密集的地区建校园的时候（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考虑采用垂直结构，让我们的教师和学生能有一些社区意识。总之，中国不应该模仿其他国家在20世纪做的事，而应该试图寻找面向21世纪的创新。中国必须处理好大学中的思想创新和公司以及孵化器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创新的动力，后者则利用大学创造的知识产权来生产新的产品和从事新的交易。如果能够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预见到可能存在的利益纠纷并制定政策来缓和矛盾。
　　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遭受质疑。很有可能，旧的金融模式并不适合21世纪的情况。除了靠慈善活动和捐助，大学应当开发一些新的收入来源。教育系统的融资和教育成果都需要政府更多的投入。除了少数极负盛名的机构，学费在过去10年的增长不能持续下去。明智地投资于高等教育，将会有巨大的回报。当美国政府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时，中国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会使中国拥有它现在还不具备的竞争优势。那些反智主义的论调，在美国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导致一些州政府，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对高等教育资助大幅度减少。这种行为将严重损害我们大学教育体系的质量。
　　中国也将和美国一样，不得不应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如何既提高数量又提高质量？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在给贫困家庭的优秀孩子提供机会的同时，保证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的质量？我们要如何开发那些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还没有被充分挖掘的非凡才能？
　　最后，中国可以通过和美国大学建立良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从中受益。合作的单位不一定要是“大学”，而可以通过一个研究实验室，或者同时在中美两国大学间举办多学科合作来实现。合作战略可以替代竞争性策略，并且同时提高两国机构的卓越程度。
　　从去年我所著《伟大的美国大学》（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出版到现在，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在今后的岁月里，还有许多东西将不得不改变。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于1989年-2003年间任哥大教务长。翻译徐丝然 李乐